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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證券原高管被“拖欠”千萬薪酬 曾經月薪30萬 [復制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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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源:券商中國
      
      勞動糾紛在金融機構從來司空見慣,但券商高管訴諸法律手段進行討薪,則并不多見。
      
      近期,裁判文書網公開了原民生證券副總裁離職后向公司“討薪”的民事判決書。在離職之前,他曾一人挑起多個重要角色,擔任公司執委會委員、行政副總裁、首席風險官及合規總監,月薪高達30萬;一朝離職,原因竟是公司“拖欠薪資”,于是雙方對簿公堂,原高管希望公司賠付1035萬元獎金及補償金。
      
      歷經仲裁、一審、二審,雙方爭議最大的焦點在于方某是否應獲取2017年、2018年應該發放的此前年份遞延獎金,最終爭議之處在于方某本人是否存在因未勤勉盡責而導致公司受損的行為。最終,北京市二中院法院判定民生證券應支付前高管450萬元獎金及補償金。
      
      民生證券原高管被“拖欠”千萬薪酬
      
      方某原是民生證券高管,自2014年4月份起擔任公司執委會委員、執行副總裁、首席風險官及合規總監,兩年后即2016年6月份起,他的月薪調整為30萬。在2016年12月20日,方某卸掉了合規總監職務,依然“位高權重”,繼續擔任公司執委會委員、執行副總裁、首席風險官職務。
      
      但就在2017年7月17日,民生證券董事會做出了一個決定,改變了方某的職業軌跡。這個決定是免除方某高管職務,即方某不再擔任上述職務,但同時,公司聘其擔任風險管理總部高級顧問。此時,民生證券按照公司的員工薪資標準,將方某月薪由30萬元調整為5.75萬。次年4月份,進一步將方某的月薪下調至2萬元。
      
      從薪酬變動幅度來看,這是常人都很難接受的變動,對方某也是一樣。兩個月后,即2018年6月份,方某向公司提出離職,理由是民生證券拖欠薪資。而后方某向北京市仲裁機構提起仲裁,在對仲裁結果不滿意后,轉而訴諸東城區人民法院,并提出五點訴訟請求。這些請求一言以蔽之,是希望民生證券支付各種欠薪及接觸勞動合同經濟補償合計1035.13萬元。
      
      具體的訴訟請求包括:
      
      1、2017年1月1日至7月17日期間應于2018年發放的50%工資97.92萬元;
      
      2、2017年7月18日至2018年6月8日工資差額268.87萬元;
      
      3、內核負責人津貼2015年30萬元、2016年30萬元和2017年1月至5月12.5萬元;
      
      4、2014年董事會獎勵基金中應于2017年支付部分60.06萬元及2015年董事會獎勵基金中應于2017年支付部分193.67萬元和應于2018年支付部分193.67萬元;
      
      5、2004年2月1日至2018年6月8日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147.94萬元。
      
      在接下來的庭審中,當事雙方就方某的請求逐條進行舉證和質證。
      
      一審判決民生證券支付450萬元
      
      先來看下方某的工資構成,月薪30萬元中,分為基本工資6萬元,崗位工資9萬元,績效工資15萬元,其中績效工資按年發放,其他工資按月發放。所以,方某的第一個訴求就是,先把工資結清。
      
      上文提到,2017年7月份,民生證券免除了方某高管職務。那么,2017年上半年至被免職之日,方某的績效工資是否可以如數獲取呢?
      
      在庭審中,方某提交了一份證據顯示,2018年8月10日,民生證券當天舉行的董事會會議,確定方某2017年前七個月的考核結果為不稱職,績效獎金發當比例為0。不過方某表示,這天董事會召開時,他本人已經離職,且已與民生證券就勞動爭議訴至仲裁。民生證券的行為屬于事后考核。對于這點,一審法院予以支持。
      
      再來看方某的第二個訴求,要求民生證券支付2017年7月份至2018年6月份的工資差額。如上所述,方某在被免去高管職務之后,月薪降為5.75萬元,公司此舉是否合法?一審法院認為,公司董事會有權決定聘任或解聘公司高管,所以在免職后降薪舉動無不妥。但是,2018年4月份之后,民生證券將其月薪再次調整為2萬元,則依據不足,因此應按照5.75萬元的標準補足差額。
      
      接下來看方某的第三個訴求,即發放其作為內核負責人時被拖欠的津貼。民生證券在投行業務考核與獎勵細則中明確規定,公司為內核負責人設置每年30萬元的年度津貼。方某據此主張,2015年1月至2017年5月23日,方某擔任內核負責人,而公司并未作出不予發放的決議,故應發放其內核負責人津貼。
      
      民生證券則主張,上述考核與獎勵細則第四十二條還規定,若次年監管部門公布分類評審結果后,公司沒有因投行業務發生風險而被監管處罰的情形,則一次性全額發放上述津貼。但是,公司這段時期內均不同程度受到了監管行政監管措施、自律處罰措施,投行業務也出現了風險,且這條規定涉及的所有負責人津貼均未發放。因此,方某也不應發放內核負責人津貼。對于民生證券的主張,法院予以采信。
      
      再來看方某的第四個訴求,即民生證券應支付其遞延獎金未發放部分,這是起訴金額占比最大的一部分薪酬,也最受關注。眾所周知,券商行業對員工發放獎金多采用遞延機制,就民生證券而言,對高管采用六二二的獎金發放制度,比如2014年的獎金,將于2015年發放60%,再于2016年和2017年分別發放20%。
      
      方某主張,在2017年,民生證券拖欠他2014年和2015年度20%的獎金;2018年,繼續拖欠他2015年20%的獎金。
      
      經方某申請,北京市東城區人民法院向北京監管局調取了民生證券2016年和2017年的年報,其中2016年年報顯示,方某延期支付薪酬為447.39萬元,此為高管2014、2015年董事會獎勵基金遞延至2017、2018年發放部分;在2017年年報中,方某延期支付薪酬為320.53萬元,這同樣為2014、2015年董事會獎勵基金遞延至2017、2018年發放部分。據此,法院認為民生證券應支付方某遞延獎金320.53萬元。
      
      最后,對于方某要求民生證券支付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的訴訟請求,一審法院認為,民生證券確實存在未足額支付方某工資的情況,因此方某據此解除勞動合同并要求民生證券支付補償金,于法有據,判決后者支付其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27.94萬元。
      
      綜上,一審法院共判決民生證券支付方某各項拖欠工資及補償金合計450.11萬元。
      
      二審維持原判
      
      對于方某個人來說,原本逾千萬的訴訟請求變為了450萬元,大大低于預期;對于民生證券而言,根據公司高管考核辦法,認為己方無需支付方某2017年績效獎金,且獎金遞延支付期間員工離職,無需支付遞延獎金。于是,一審判決后,雙方均不服判決,向北京市二中院提起上訴。
      
      二審庭審中爭議最大的地方,就在于方某本人是否應當獲得上述遞延獎金。一審判決中,民生證券被判支付其遞延獎金320萬,民生證券認為根據公司規定,不應該向其支付上述獎金。
      
      民生證券的理由是,根據公司董事會獎勵基金管理辦法規定,再獎金遞延支付期間,高管未能勤勉盡責,導致分管業務虧損或存在重大違法違規形為的,公司停止支付全部或者部分未支付獎金。
      
      二審中,雙方爭議的焦點在于方某是否存在因未能勤勉盡責而導致公司受損的行為。民生證券提交了證監會的行政監管措施決定書等證據,方某則認為這些并不是對其本人及其分管部門的處罰,他個人沒有責任。而在民生證券對方某的離任審計結果中,也顯示“未發現方某存在違反法律法規的情況和違反公司規定情況”。二審法院認為這些證據不能證明方某存在因未能勤勉盡責而導致公司受損的行為。
      
      此外,民生證券補充提交了一份證據,即在2018年12月17日,公司召開的董事會會議審議通過了一份議案,決定對包括方某在內的2014年至2016年間任職的,參與2014年、2015年獎金分配的全體高管,停止支付2014年、2015年遞延獎金尚未支付部分。該議案經時任全部董事一致投票通過。
      
      二審法院認為,這項決議系在案件仲裁庭審后做出,且民生證券未能證明方某在公司風險事件中有責任,公司依據此決定不同意支付方某董事會獎勵基金延期支付部分,理由不充分。
      
      法院還認為,方某雖在獎金延期支付期間離職,但系民生證券公司違法降低工資等過錯行為導致,方某本人對于離職并無過錯。綜上,北京市二中院維持一審判決對該項主張的裁定,即民生證券應該向方某支付遞延獎金320.53萬元。
      
      最終,北京市第二中級法院認定,一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應予維持,做出了維持原判的終審判決。即民生證券應向方某支付薪酬、獎金及補償金共計4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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